劝黄仁勋妻子“熬出来就好了” “熬婚”论如此盛行?
11/15/2026 12:00:00 AM 拨打电话
有一封所谓黄仁勋妻子洛丽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:
“我的丈夫背叛了我,他在公开前告诉了我,我感谢他,至少给了我这点尊重……有人问我:是否相信那些针对黄女士的指控?我不知道真相,电视上评论的人也是……我们的婚姻如何走下去,由黄仁勋、孩子们和我来决定,而不是民意调查……”
一看就是吃饱了饭的人类的越俎代庖,但很多人当了真,这种“一致对外”的“正室范”符合大众想象,如果真有人能跑到黄夫人面前出谋划策,估计他们也会建议她这么说。
很多人在替黄夫人操心,看到一条短视频谈她该往何处去,评论区有人建议她拿钱走人,“出轨只有零次和N次”,立即遭到激烈的围剿,有人说,只有仇人才能给人出这种主意。
那亲人该如何建议呢?这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人,给出的建议就是“熬”:“男人都这样”“老了就好了”“可不能把这泼天富贵便宜了小三”……未免太代入了点,据说黄夫人若是选择离婚,能分到数千亿家产,到这个级别,好像用不着这么苦大仇深地熬。
他们不见得非要帮黄夫人拿主意,说不定都不知道她姓甚名谁,不过要借这个由头,说说自己的人生意见。这个人生意见的核心就是,出轨算鸟事,他心在哪里不重要,重要的是利益最大化,把所谓尊严所谓情爱放在心上是可耻的。这似乎已经成了当下的新道德,有次刷到某律师直播,有个女孩连线,说她公婆年入过百万,但她丈夫又家暴又嫖娼,她问律师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。
律师说,你跟你公婆关系怎样。女孩说,还不错,公婆很疼孩子。律师就建议她不要离婚,搬去和她公婆同住。至于她男人,爱怎么浪怎么浪去。女孩迟疑地说,可是我还不到30岁,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吗?前面听律师那么说时我还无感,大概因为这类声音听多了,听女孩说到这句,我的心也跟着一顿。都说不要过一眼过到头的人生,若女孩做这种选择,大概是各种“一眼望到头”里最糟糕的一种,将漫漫余生消耗在看不到任何亮色的情感关系里。
律师用一种没有感情的声音说,可能我没考虑这么多吧。我只关注你公婆年入过百万,其他东西,我不太考虑。
评论区里都是对女孩的批评。有人说她自不量力,以为外面真没雨;有人鄙夷她对爱情不死心,太天真了;有人干脆现身说法,说自己就是这么干的,这么多年了,就不离,就恶心渣男小三,婆家知道对不起她,大把给她花钱,爽死了。只能说这世界变化真快。“你只是失去了一条腿,而紫菱失去的是她的爱情”这种雷人台词音犹在耳,是几时,世界收走了爱情过当的豁免权。“恋爱脑”不再是简单的调侃,等同于拎不清,没头脑,变成了一顶带有羞辱性的帽子,把情感上的投入,等同于智商上的低能。
“智者不入爱河”,做个无情之人甚至会获得某种智商上的优越感。网上曾流行一个梗,“我老公好像失恋了”。在这个话题下,妻子们半真半假地描述着丈夫的种种失常:
听着张信哲的歌,刷感情类短视频,在客厅里走来走去,凌晨两三点还睡不着,醒来就摆弄手机,天天拉着个驴脸……妻子们冷眼旁观,像侦探,又像世外高人,早已看透一切。有个高赞文案甚至写着:“别让我知道你是谁,你俩处就好好处,你老惹他干嘛?他心情不好耽误挣钱,咱俩都没钱花。”这些发言透着这样一种姿态:我不在乎你,你恋爱也好,失恋也罢,我都是看戏的局外人。对我而言,你只是一个只会赚钱的“工具”,你出轨的对象是“影响工具运转的外部干扰”。我只认钱,不认人。
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惊悚的提问:“作为妻子的你,如果丈夫去世你会难过吗?”评论区一片欢腾:“终于解脱了”“真好!终于死了”“必须买个蛋糕庆祝”。
我不觉得这欢欣鼓舞是虚张声势,这种情绪很有可能是真的。既然婚姻就是熬,最大胜利不就是把对方熬死了?大仇得报,不再纠结,不再用各种方式消解他带来的不堪,命运成了你最好的帮手。
但是,你的一辈子不也搭进去了吗?这岂不是像卢卡奇说的,最可怕的物化,是被压迫者为了在系统里活下去,自己也把这种“机器法则”内化了。或者我们还可以批评一下现代人的工具理性,再借用哈贝马斯“生活世界殖民化”理论说——当系统入侵了生活世界,本该由沟通和情感维系的关系,变成了效率与算计的领域。
我们可以请来很多哲学家进行高屋建瓴的评判,然而,这样多的人做这种选择,不过是因为熬婚更能保护自身利益,和生存相比,其他都是浮云。
张爱玲笔下有两位女性不自觉地形成了熬与不熬的对照,一个是沈世钧他妈,一个是白流苏。
《半生缘》里,沈世钧的父亲早就有了外室,肆无忌惮地弄了个“小公馆”,“生男育女,人丁比这边还要兴旺些。父亲是长年驻跸在那边的。难得回家一次,母亲也对他客客气气的。”他母亲能怎么办呢,不能离婚,翻脸也无益,只能佯作无事,在漫漫岁月里,咽下屈辱苦楚,将日子熬下去。
后来沈父生了场大病,很依赖长子,决定回归家庭。对于沈夫人,这简直是“喜从天降”:“这时候离过年还远呢,她已经在那里计划着,今年要大过年。又拿出钱来给所有的佣人都做上新蓝布褂子。世钧从来没看见她这样高兴过。他差不多有生以来,就看见母亲是一副悒郁的面容。她无论怎样痛哭流涕,他看惯了,已经可以无动于衷了,倒反而是她现在这种快乐到极点的神气,他看着觉得很凄惨。”
沈父最终死在家里,“沈太太死了丈夫,心境倒开展了许多。寡居的生活她原是很习惯的,过去她是因为丈夫被别人霸占去而守活寡,所以心里总有这样一口气咽不下,不像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守寡了,而且丈夫简直可以说是死在她的怀抱中,盖棺论定,现在谁也没法把他抢走了。这使她心里觉得非常安定而舒泰。”
这样的成功未免惨淡。然而比起白流苏的遭遇,这惨淡里起码还有些安稳,白流苏选择“不熬”,结果是差点连饭都吃不上。
白流苏和她前夫应当也曾好过,她还跟他学会了跳舞——这倒成了她后来能被范柳原识别的原因。但她前夫终归是个浪子,败家,娶姨太太,还家暴,白流苏和他离了婚,回到娘家。
她应该也分到了一点钱,被她哥哥拿去炒股炒黄金赔光了,娘家开始容不下这个没有钱的女人,话里话外挤兑她。就像《人民的名义》里梁璐说的:“如果不离婚,只有祁同伟一个人欺负我;如果我离婚了,那么所有人都会欺负我。”
她前夫恰在这时死了,娘家人逼着她回夫家去守寡,让她从侄子里选一个过继过来,“家私虽然不剩什么了,他家是个大族,就是拨你看守祠堂,也饿不死你母子。”
白流苏不接受这种活死人的安排,成了娘家人的眼中钉肉中刺,她不得不另求生路,范柳原就成了她要搞定的“长期饭票”。她变得又精明又保守,不敢再谈爱情,步步为营,处心积虑,和范柳原博弈,发现自己胜算不多之后,她宁可忍受做情妇的屈辱,让自己活下去。
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,在那场动荡中,人总要抓住点什么,范柳原决定抓住他们对彼此的那点真心,娶了她。“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。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,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——名正言顺的妻,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。”
也只是那点惆怅罢了,别的她也不敢说。范柳原大概不会做得多恶劣,但对他人的良心下注本身就是危险的。这一次,不管怎样,她大概率都会选择熬下去了。
当然,时代更迭,如今的形势大有不同,现代女性离了婚,也有一碗饭吃,不至于到白流苏那样的境地。但问题在于,女性在婚姻里那些难以量化的付出,暗中推高她自身的生存成本。比如生育对身体的消耗、因为带孩子而中断的职场生涯、日复一日不被计入的家务劳动。一旦走到离婚这一步,这些隐形成本无法清算。“熬婚”就成了她们在权衡利弊后,不得不选择的终极止损方案。
但是,在这场漫长的、充满算计的“熬”里,那些出轨的男性真的就是绝对的赢家吗?
表面上看,他们确实占尽便宜:有人替他守家、生孩子、尽孝,他只要按时拿钱回家,就能在外面寻欢作乐,心安理得地享受特权。但往深了看,这种状态对于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是带有腐败气味的消耗。
《半生缘》里的沈父,原本是这套腐朽结构里实打实的强势方。可一旦病倒,他立刻发现“什么都是假的”,身边连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。张爱玲写尽了那种中年以后彻骨的荒凉:“睁开眼来,全是倚靠他的人,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倚靠的。”这种倚靠,包括心理上的支撑。
到头来,姨太太对他怨气冲天,原配也很为他的死开心,沈啸桐赢了一辈子,只落得一个空空荡荡,连一个可以说句真话的人都没有的彻骨荒凉。
人终究是社会性动物,无法长期生活在谎言、算计和提防之中。你当然可以选择纵情欢愉,无谓真心,但你要承担得起成为“孤岛”的代价。有人在年轻时挥霍感情,觉得无所谓,等到中年或者晚年,想要心有所归,拥有一段赤诚相待的亲密关系,让人生具有意义,已为时太晚。
应该说,“熬婚”,是一个畸形现象。
它是在一个畸形的利益格局里,被逼出来的一种畸形生存策略。理解它的不得已,不代表就要去赞美它,更不能强迫别人接受它。
作为一个有自觉的人,面对这种结构性的腐烂,总该保留那么一点“革命性”。
不是说要鼓励别人掀桌子,而是知道这不对。这不该是婚姻的样子,这也不该是人要活成的样子。你可以在现实中暂时“熬”着,但绝不能把这种“熬”合法化,更不应该当成人生智慧,去替别人出谋划策,乃至居高临下地压迫别人,这是面对“熬婚”该有的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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